ky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据此，消费税的实际调整权力还在国务院职能部门。即便如此，这一轮税收立法旨在弥补财税体制的制度缺陷，我们不期待立法过程中解决所有问题，只要我们走在依法治国这条路上，再多的问题都能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就不再是空谈。
而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2014年底到2015年初的45天内，财政部三次上调成品油的任性行为（详见拙文《消费税应立法，限制财政任性扩张》）。是否可以这么推断，电池消费税是行业困局、环境压力的推手呢？毫无疑问，这类消费税应该即刻停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对国务院的授权条款：第二十条 国务院可以实施消费税改革试点，调整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征收环节，试点方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我国的税收立法一般都没有立法目的条款，但由于消费税都有其特殊目的，笔者建议在立法中加入对该项税收收入使用情况的要求，比如烟草消费税的收入应该用于限制吸烟的政策推广、补贴医疗支出等等。如果政府认为需要调整，全国人大完全可以及时处理政府提交的议案。
时代在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观念都在发生变化，抑制诸如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高尔夫、高档手表等的高端消费，实则是抑制公众的消费升级，抑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决策者一厢情愿的强迫性关爱。2018年烟、酒、油、车的消费税收入占总收入的98.85%，其它十类产品如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鞭炮焰火、高尔夫球和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涂料等的消费税合计约120亿元，仅占消费税总收入的1.15%，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对五地收容教育所3881名女性的统计表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9%。
按照规定，收容教育决定作出后，通知家属和当事人所在单位只需自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就行。但实际上，《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强制性教育措施的规定，只是解决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有关劳动教养的问题，并不涉及收容教育。根据对四地收容教育所3448名女性的统计，20岁以下的占36%，20-30岁的占44%，30-40岁的占16%，40岁以上的仍有5%。被收容教育人员改业从良难，跟这个群体的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
但被收容教育的，总体上女方明显居多。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
而在更多案件中，当事人顾忌诉讼的社会影响而不愿起诉。三、收容教育整体上丧失了正当性 收容教育实施中的种种问题，尽管不足以否定这项制度的正当性，却拷问着它的正当性。只要它的适用条件仍然没有限定，决定程序没有保障，司法救济仍然无力，它就难逃违反法治的责难。被收容人员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黄海波嫖娼被拘后，虽然他国民女婿的形象崩塌，但多数网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宽容。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为收容教育提供了实定法上的依据。与被收容人员形成对照的是，各地最豪华的饭店、夜总会、洗浴中心，通常享受免查待遇，里边的人员更少被收容教育。在这一点上，黄海波作为一个著名演员，在被收容教育人员中并不典型，就像孙志刚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被收容遣送人员中并不典型。
进入专题： 收容教育制度 。第三，收容决定没有暂缓执行。
不幸的是，它在适用条件、实施程序、司法审查以及日常管理几个方面，都缺乏合理、明确、有效的规范。也就是说，她们中大多数人属于重操旧业。
一些社会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卖淫人员从良很难。后者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是出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目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还将面临刑事处罚。抨击收容教育制度的形式合法性，恰恰回避了——或者遮蔽了——有关收容教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实质正当性的讨论更不要简单地将法教义学等同于法解释学(法诠释学、法释义)、概念法学、规范法学等，继而将其矮化。2019年，我们面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促动它们与法学研究相交融的一股势力。
譬如，当下风头正盛的社会理论法学研究，其以系统论法学为基底，客观上起到了引入除教义学外的欧陆另一重要知识传统的补偿、衡平作用，更加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内法理学界、理论法社会学界、宪法学界的青年研究主力整合起来，甚至将知识影响渗透、扩展至立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商法学等领域和部门。除此之外，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到底是法学知识中心建构完备后转向边缘的规律性结果，还是缘于我们对于法学知识生产类型的某种根基性错误认知?如果是后者，那么，接下来的道路将会是漫长的。
总的来看，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学研究大致在三个路向上展开，分别是哲学取向的研究、教义学取向的研究与制度—技术取向的研究。我们能够从中观察到那些有助于法学知识成长的可喜因素，却也不得不直面教义学在法学知识总论中的缺憾。
譬如，陈兴良教授著称注释刑法学经由刑法哲学抵达教义刑法学，实际厘清了刑法哲学与刑法教义学间的概念关系。之所以说它值得鼓励，却也不仅仅是其在知识传播、移植上的能效，更重要的是，它引导当下的青年学者找到了某种植基于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
虽然从大的路向上判断，这种努力无法为中国原本法学知识的建构作出核心贡献，但能够对那些漫无目的的功利性议论起到阻却作用，继而接引至中国法学研究的整体性提升与理性回归。要客观认识法哲学、法政治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律与文学等关于法学的研究(study about law)的价值，并以此巩固持守作为法学的研究(study of law)的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这才是法学学者的立身之本、法学学科的未来发展之道! 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交叉法学 。元理论领域的研究回归 近年来，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法学的元理论领域的研究。如今，民法典编纂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当民法教义学者为之激昂时，冷静地思考如何在民法典编纂之中、之后安放由此促生的、新的教义学循环，或许更有意义。
涉及的脉向大致包括社会事实层面的新兴权利回顾与描述、新兴权利的正当性证成、新兴权利实证化的正当性证成、新兴权利的谱系勾勒与制度安排等。张文显教授领衔的法理行动计划于2019年4月召开节点例会，基于前九次的积累(贯穿于各个部门法学，更涉及许多热点法学研究领域)，讨论法理的概念这一元问题并形成青岛共识。
这并不是什么卑微的说辞，而是长期萦绕或深埋于理论法学从业者心头的一阵隐痛。可是，若从2019年乃至近三年来的中国法学研究景况看去，得出的结论恐恰相反。
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 在惯常的观念中，交叉学科研究属于边缘法学范畴，从知识论上讲或许如此。不过，当中自然存在值得鼓励的元素和片段。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一贯主张的原本法学(或称正宗法学)研究，到底是因为已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无需看顾、暂时被搁置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始便未揭开它的面纱，而根本不晓其为何物?答案多半可能是后者。兴起于沪上、亦充分反映青年学者活力的自然法学研究共同体持续将这一影响放大，他们怀着自然法研究复兴于中国的雄心壮志，寻求来自哲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的资源扶助，与古典之思隔空对话，是为更加根本的元理论探索。在这一年里，我们正本清源、探索形上，那些试图回归元问题、元概念、元理论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理论法学领域，更多的人有勇气甚或能力开启建构一体化知识框架的尝试。制度—技术取向的研究热度最劲，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实务观察者、从业者投身其中，更被借为法学通约至自然科学的一座桥梁，可从计算法学的兴起中窥得玄机。
再如，赵宏教授对主观公权利这一行政法基础范畴的历史追溯，彭诚信教授对权利冲突本质的探讨，房绍坤教授对个人信息的属性探源，施天涛、朱慈蕴教授等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厘定等，这种之于部门法——不仅涉及公法，更涉及私法——研究的后设议论比比皆是。但无论怎样，令人可喜的始终是思维的进阶:学人们不再沉迷于那些急就章式的研究中，也愿意进行更加富有挑战性和艰深的思考和知识作业，这必将导向中国法学学科在大历史框架中的良性发展与理性回归。
至于区块链，它更像是一个问题集。在这一年里，我们拔除芥蒂、冲破壁垒，越来越多的交叉法学研究得以涌现。
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被用以佐证法学之科学性的现象便不难发现，研究者们既未通识科学品格，也不知晓此问题论域，更不了解法学本身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同时应当敏锐地知觉到，这些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必然附带大量新兴权利的回应。
